您现在的位置:中外要闻网 > 人物
清末民初的香港商業活動

     2013-02-28 16:47      来源:中外要闻通讯社CNW

  葉仁傑博士 (Dr. Perry Ip) ,中外要聞新聞社總編,澳門城市大學博士導師,博碩學會主席,香港品質管理協會董事,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行業專家,香港環境師學會榮譽主席,六式碼管理黑帶大師和中國星火基金成員。

西方重商主義興起
古時中國擁有自給自足的資源,可以閉關自守。可是過了清代康乾盛世後,人口不斷膨脹,中國人口自清初一億四千三百萬,到道光年間暴增至四億三千二百萬。農地不足養活過剩的人口,農村勞動力的報酬遞減,農民尤其是廣東福建農民,不得已往海外謀生。 當十八世紀西方重商主義興起,向外擴展,我國卻反其道而行,清代康乾盛世主角之一的乾隆,被譽為一代聖君的十全老人,對1793年英國使節馬戛爾尼 (Lord George Macartney) 通商的要求「英明」拒絕,英使白白跪拜,卻無功而返。論當時盛清的國力,算是超級強國,乾隆認為大清地大物博,自給自足,無須與夷人貿易。 倘若滿清全面開放對外貿易,中國的政經發展,必定另有一番局面,在盛世之時沒有把握機會,提早全面接觸西方,讓天朝大國早日與國際舞臺接軌,殊屬可惜,但是「歷史是沒有假設的」。

中國貿易可以帶來可觀的財富,但是西方商人一直頭痛的,是得不到中國政府的認可。英使要求遭乾隆拒絕後,廣東一帶仍有外貿暗中進行,直至清嘉慶初年,清廷嚴厲杜絕所有在中國進行的對外商業活動而終止。西方為了中國產品,不惜發動戰爭,用暴力打開中國貿易之門戶,但最諷刺是兩百年後,國貨如排山倒海似,輸往西方,同樣令西方頭痛。

香港開埠時商業活動
白銀因購買鴉片而大量流失、透不過氣來的人口壓力,令中國貧困,百姓的購買力不斷下降,鴉片戰爭後,中國百姓生活日益艱苦,先有印度生產茶葉,繼而日本生產絲綢,進一步打擊中國經濟,中國百姓連自己也得出口。大量中國人飄洋過海,出外工作,廣東白話叫:「揾食」。意思是找吃的,為了不過是填飽肚子而已。一些散落在東南亞的華人,經過兩三代的奮鬥,在當地建立了經濟王國,甚至壟斷當地經貿,卻是當年為勢所迫,對當初懵然出外「揾食」的華人,始料所不及的。

清初與南明鄭成功軍事對峙,清順治帝下令沿海百姓內遷三十里,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 解禁以前,山東至廣東沿海一帶死寂。鴉片戰爭慘敗,1842年滿清割讓香港,開埠之初,港英政府大興土木,興建城市,當時香港本地,人口稀少需要大量勞工,廣東福建兩省一些貧脊山區,耕地不敷養活新增的人口,紛紛前往香港。 民國初年,西方正值泰勒的科學管理起步,深受美國大企業重視,然而中國國內卻處於軍閥割據時期,玩著昂貴的戰爭遊戲,國家不斷消耗元氣,香港的政局相對穩定,內地到香港謀生者日增,從事各行各業,當中又以打石、織藤、織布、雜貨小生意為主。筆者祖父亦在當時在港經商。筆者借用祖父當時在香港經營的情況,與讀者回顧近代香港企業的經營模式。
企業規模
民國初年,廣東人在香港經營的店舖稱為「舖頭」,多以小本經營的小生意為主。筆者祖父當年在香港深水?大南街經營「廣興棧」與「華興茶莊」,平日就有三、四十人工作,而在二、三十年代已經有自己的倉庫、工人宿舍、美式貨車及電話,在當時香港,這種店舖是少有的,可以算上是近代中國私人中型企業的前身。

組織架構
當時香港雲集各地人民,同村、同族的人多聚居一地,這是反映明清家族制度的延續,社會封閉。店舖的老闆,當時稱為「事頭」,如果不是獨資,合夥人多是兄弟叔伯,翻開宗譜,多是五服之同族近親。

主要高層成員
司理:除了事頭,舖頭最高領導是司理類似現在的經理,司理是法人代表。現代經理的稱號,說好聽點是用得出神入化,說不好聽就是走火入魔,現在企業的經理有分:總經理、副總經理、部門經理、副經理、還有實習經理等等,而當時只有洋行管事的才稱經理,司理也好,經理也好,只有一個,要不然,用 “襄理”或 “協理”之稱,這襄、協的稱銜有扶助的意思,不要與管事的經理混淆。近年美國大企業高級主管乾脆不叫甚麼經理,來一套主席執行官CEO, COO, CFO等職稱。

掌櫃:掌櫃類似現代的財務總監 (Financial Controller) ,民初有規模的舖頭都會聘用專才從事掌櫃一職。 飛快的珠算如同現在要懂電腦似的,這是掌櫃必須的技能。但是當時絕不會登報招聘,所有打工的都是同鄉兄弟叔伯。

終生制雇用
清末民初,國內人口大增,從廣東與福建到香港的民工多是沒有知識甚至文盲。員工入行多以學徒制跟老手學習。由於當時一般民工匱乏生產要素 (Factors of Production),打工的幾乎都是終生制,除了農歷新年有數天假期,根本沒有星期天假,國慶黄金週,更談不上甚麼強制性員工福利。伙記每月發薪兩次:即農曆初二及十六。在筆者祖父工作的伙記,日常開支連理髮等基本支出,皆由舖頭負責。年終伙記多把工錢寄回鄉下。繼儒家的影響,主僕人倫關係和諧,絕少出現勞資關係緊張。回顧七、八十年前的倫理和諧關係,傳統文化應記一功。

會館
十八世紀後,大量農村人口流入市鎮中,因而,同鄉會、會館、貿易行會激增, 祖父的舖頭亦充作會館,提供同鄉住宿,並且舖頭牽頭,熱心家鄉公益,捐錢興教,在家鄉辦校。

銀行服務
當年在香港中式的舖頭,即使做大生意經常收到銀行票據,亦多不在銀行開戶,一般的習慣,是把往來的現金、貴重物品放入大型夾萬。祖父舖中,有一個超大型夾萬,可以放人。通常掌櫃管帳,司理管錢並主管夾萬鑰匙。

可用的管理文獻
民初時期基本沒有管理專用書,當時西方管理學亦不過剛起步,國人為商之道,多依靠祖宗家訓及儒家的教化。然而除了傳統的仁義教化外,有兩本書值得一提:
《厚黑學》: 清末四川出了一位李宗吾,創立《厚黑學》自稱教主,書中痛陳傳統禮教的虛偽,在當時,讀書人多以儒生自居,厚黑學為他們所不恥,甚至唾罵。但是暗地裡認同並且研讀厚黑學有多少,就不得而知了。
《三國演義》:當筆者還小的時候,在香港經商的人,熱愛談論《三國演義》,雖然演義不是史實,但是許多人卻奉《三國演義》為經典,把演義當作歷史,對關雲長的「義」尊崇、對孔明的「才」敬佩。中國老一輩的商人愛套用相關的技倆與謀術。翻看中國古籍,古人多喜歡引用曹操、劉備作比喻。順帶一提在香港警察局與黑道中人同時供奉關帝,黑道中人結黨打劫之前,多會先拜關二哥祈求庇祐,而香港警察每天上班亦會上香拜關帝。閣下猜想,黑道中人打劫犯案,關帝該如何庇祐? 這問題不好回答。或許最完美的答案是,黑道中人打劫成功,一嘗成就感,擁有財富的感覺,然後再讓警方順利把所有黨徒全數抓到。

經營原則
筆者祖父民初在香港經商,當年營商之道在於誠實,即使日常生意交易多以口頭作準,商業紛爭絕少對簿公堂,一般商人都講誠信 (Integrity) 。老一輩人的誠信經商,令現代人懷念,令奸商汗顏。

官商合作
當時經營環境對雇主有利,市場匱乏競爭,是賣家導向 (seller’s market) 市場,經商的中國人即使沒有引進西方的管理方法,亦可以以一些儒家的做人大原則,在商界八仙過海,各展神通。 民初的商人,秉承清末的傳統,白樂日 (E. Balaz) 指出近代國內商業交易永遠要受官吏支配, 生意做大,必須與官府打好關係,有官方作為後盾,產生官商共生的現象。筆者祖父當年生財有道,與當時國民政府關係良好,當時常有國內名人造訪,當中有著名的國學大師章太炎、文壇泰斗郭沫若、清末榜眼朱汝珍、國父孫中山之子孫科、國民黨主席林森、「鐵血團」團長李天德等等民國要人交往。
清末至民國時期,中國出了不少企業家諸如王熾、胡雪巖,他們的事蹟提供很多近代我國企業發展的雛形。日本侵華,香港淪陷,大多數具有發展潛力的國內中小型的企業,亦隨無情炮火而粉碎,兩岸三地的私人企業,直到六、七十年代才再次蓬勃起來。但是歐美的經濟已經遠遠拋離亞洲。

國內的商科
二十世紀初,西方管理學,正邁入學術的高速公路,逐漸加速前進。而淪為次殖民地的中國,當時一心要富國強兵,在教育方面側重科技,有關大學學制,當時國民政府把商科 (亦即管理學的前身) 列入丁組。丁組總讓人感覺不是國家重點發展方向,學子的父母亦寄望下一代學習理工科。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退守臺灣的國民政府,大學的教科書多以原文 (英文) 為主,直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才逐漸有學者以中文編寫大專書,香港由於政治原因,西方管理書籍多以英文為主。 戰後在中、港 (澳)、臺兩岸三地,商貿起飛以香港最先,有關中文的管理學書籍以臺灣最早,大量編印及翻譯,而中國大陸的後來居上。 進入二十一世紀,大中華經濟區的年代已經逐漸形成,但在學術界有關管理學的文獻及大專教科書仍多以翻譯外國理論為主。

結論
現今中國兩大重要城市:香港與上海,曾受西方文化衝擊,繼而先後成為國際大都會。國家也好、城市也好、企業也好必須有包容能力,汲收各方精髓,方成大器。美、英、法正邁向國際化而汲收不同國籍不同人種。 譬如,在大英帝國首都,倫敦的街上,可看到有色人種當警察,西方強國在多元文化的溶爐裡,共同生活,顯示他們大國之風,有包容四方的量度。同樣地,在現代管理,我國企業必須接受各方專業知識,各地專才,減少決策盲點。 翻看中國古籍有很多處世名言與修身之道,參透箇中哲理,加以過濾,可以成為很好的管理原則。 現代管理理論源自西方資本主義的土壤,如果我國學者和企業家能夠揉合中外理論,一定可以讓管理學更上一層樓,造就我國的經濟持續發展!

葉仁傑 (Dr. Perry Ip)

编辑:中外要闻通讯社CNW
分享到: